新书推荐|费正清奖得主林郁沁最新著作，展现陈蝶仙的现代性的五幅面孔

书名：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

作者：[美]林郁沁 

译者：陶磊 

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出版日期：2023.6

作者简介

林郁沁（Eugenia Le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从事现代中国史研究，关注领域包括科技与工业史、大众传媒史、情感与性别研究，以及法律和城市社会史等。曾凭借《施剑翘复仇案》一书获得美国历史研究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2008年被历史新闻网（History News Network）评为“顶级年轻历史学家 ”（Top Young Historians）。

译者简介

陶磊: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内容简介

从牙粉、灭火器到胶印机，书斋里的文人如何转型成为全球化工大亨？

在20世纪初的中国，陈蝶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文化企业家，他不仅是多产的小说家、杂志编辑，还是工业领袖。他在自己的书斋里捣鼓化学，用当地特产的乌贼骨制作牙粉，研制灭火器，还在报刊专栏里分享制造美妆的攻略、推广家政常识……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他译介国外的科学技术，改良制造工艺，利用媒体人的资源营销，开创著名品牌“蝴蝶牌”，产品畅销全球。

费正清奖得主林郁沁，以微观视角，讲述一代民间工业家如何进入全球资本与知识、技术的流通。他们的成功，也预示了中国在21世纪经济崛起的方法。

编辑推荐

费正清奖得主，《施剑翘复仇案》作者林郁沁最新著作，讲述传统文人如何转型成为跨国工业巨头，预示中国制造在世界崛起的独特方式。

一段民间工业史：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工业化与科技变革，在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标准之外，勾勒中国民间工业发展的独特道路。

一部全球微观史：立足本土文化企业家陈蝶仙的实践活动，以全球史视野考察其如何进入全球资本、知识与法律的流通，形成了一个植根本地但又与全球联系的描述。

一种新文人史：展现世纪之交的精英们如何转向新型活动，打破五四以来对传统文人的偏见，“旧文人”也能生产“新知识”。

超越物质文化史：照亮化工、制造业实践背后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因素。

名家推荐

林郁沁教授展示了陈蝶仙的现代性五副面孔：“鸳鸯蝴蝶派”的浪漫言情作家、蝴蝶牌牙粉的发明者、化妆品工业帝国的缔造者、“家庭常识”的启蒙者和“玩创”广告的段子手。此书叙述了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民间工业主义”的兴起与曲折历程，是一本“微观史”的上乘之作。

——陈建华  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林郁沁教授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学者，也善于将故事概念化、理论化。这本新著关注了文人陈蝶仙投资近代中国的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及其经商情况，借此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民间工业主义”，进而从全球在地化的视角回顾和反思了近代中国的科学史与工业发展史，很好地体现了美国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偏好所在，及其选题背后的理论意识与时代关怀。

——张仲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林郁沁写了一本关于民间工业主义如何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产生的研究，十分引人入胜。陈蝶仙跃然纸上，卓越非凡，且颇具代表性：一个业余科学家和文艺界名人变成了连续创业者、消费品大亨和DIY现代主义者。通过陈蝶仙的职业生涯，本书追溯了一部精彩的日常创新史。

——雷勤风（Christopher Rea）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列文森奖得主

这本极具原创性的书确凿地证明，被五四现代化者所唾弃的中国古典文人的价值观与习惯，完全可以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协调。林郁沁的这本书将成为今后所有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的试金石。

——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独具创新的微观历史，令人惊叹。在讲述陈蝶仙的迷人故事时，逼迫我们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领域。这是一部集机智、博学和洞察力于一体的杰出作品。

——范发迪（Fa-ti Fan）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副教授

中文版序

本书能翻译成中文，我深感荣幸。书中的主人公陈蝶仙有诸多身份，其中之一便是翻译家。他翻译过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还有各种法律条款以及制造化妆品的配方。他采用的翻译方法是对文本进行改编以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同时将故事或翻译过来的知识用令人信服又浅显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国内读者。这种改编文本的方法也被他拿来改造外国化妆品的生产配方和生产技术。正如我在书中描述的，正是这种改造行为展现出陈蝶仙令人惊叹的聪明才智。

本书的译者陶磊先生在翻译这部专著时展现出了与之相仿的聪明才智。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而他完成得很出色。翻译这本书所需的智慧还得从书名说起：标题里的关键术语“vernacular industrialism”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本书中至关重要。然而作为新名词，它一开始就给翻译带来了挑战。要把“vernacular industrialism”翻译成中文，并无捷径可循，因为中文里根本没有相应的术语可以传达这个英文术语的多重内涵。当然，“vernacular”的字面意思就是“白话”，但把“vernacular industrialism”译成“白话工业主义”明显毫无意义。

在英语中，“vernacular”首先是一个语言学术语，指的是非普世的、带有本土特色的语言或方言，它们不具备官方语言或古典文学语言那种鲜明的文化权威和正统性。“Vernacular languages”对所有人通用，无论平头百姓还是社会精英，但其中包含的通俗性显而易见。语言学层面的含义是最初促使我选择“vernacular”的重要原因。陈蝶仙是上海商业出版市场的领军人物，他用文言创作的小说在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群中流传甚广.欣欣然沉醉于这些言情小说的读者也正是他推销各种化妆品的对象。请注意，这些作品绝对不是用“五四”知识分子提倡的高级“白话”写成的。但就接受度和读者群而言，陈蝶仙的作品更适合普通人阅读，恐怕比“五四”时期诞生的白话更加“白话”。尽管“五四”知识分子推崇白话文，但他们的读者主要是小众精英。相比之下，陈蝶仙兴许拥有多得多的大众读者。

除了语言学的含义，我之所以被“vernacular”吸引还因为这个词包含了多重隐喻。虽然“vernacular”最初是指地方性语言和方言，但业已在其他领域用来描述更广义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是本土的、局地的、更底层的，故而每每与普世性或典范性相对。以建筑学领域为例，“vernacular architecture”指的是本土化或地域特色的构造，使用该建筑所在地区的传统原材料建成。和这种本土化或地域特色的构造方式形成对比的，是高端的现代主义、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构造方式，后者作为普世性的建筑形式，已被奉为真文明的标志。正是通过上述方式，该术语往往作为一种手段，反复强调自给自足的特征，同时也可以用来质疑所谓经典建筑风格的优越性。

正如我在本书导论中所说，科学史家和技术史家也用“vernacular”来描述本土的、局地的、都市之外的科学活动和工业活动，它们在正规的现代科学和工业体制之外，多见于殖民地或非西方地区。学者们将该术语用于非西方以及现代早期乃至前现代，通常也是为了对现代科学相关的普世化主张进行去中心化。我的研究借鉴了这一史学传统，强调陈蝶仙以及和他类似的中国人如何以非正规的、临时的甚至盗版的方式，来获取资源、复制技术以及建设工业。这种活动之所以属于“vernacular”，乃是因为它们不依循正规的工业化路径，而是一切从零开始。这便使得像陈蝶仙一样处于不利位置的人在全球商贸中站稳了脚跟。在意图保护自身市场优势的人看来，上述做法常常被斥为“剽窃”。而且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法律领域和发展中的全球商标体系中，这种行为每每被直接贴上“非法”的标签并加以禁止。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意在囊括以上含义，亦即陈蝶仙所展现出的特征：他不得不随机应变，利用本地原料，让外国技术适应当地环境，施展浑身解数白手起家。可以肯定，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陈蝶仙的工业活动在某些方面是本土化的，甚至是 “本土主义”（nativist）的。因此，“vernacular industrialism”翻成中文可以是“本土工业主义”。但“本土”一词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虽然陈蝶仙自称本土主义工业家，但他很擅长从全球流通的思想和材料中汲取资源。实际上，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就是：中国的工业活动从来不只是本土化的，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本土”也无法传达陈氏工业主义中的临时性、“草根”性以及DIY特征。

我们最后决定把“vernacular”译为“民间”。应该说，“民间”更接近英语中的“grassroots”（草根）。而且和“本土”一样，它没有“vernacular”的语言学内涵。尽管如此，“民间”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民间”一词略带本土主义色彩，但其核心含义主要是属于民众、在民众之中，或白手起家。更重要的是，这个词还能暗示“本土”无法触及的陈氏工业主义的其他层面，包括其工业活动因地制宜的特征。因此，最终确定的翻译是“民间工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可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吸引他们阅读此书，从而了解与该短语相关的那些丰富而复杂的意涵。

翻译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事物无法从一种语言完美地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产生的“裂隙”，正是陈蝶仙本人在20世纪早期输入外国技术、把知识和思想翻译到中国来时努力解决的问题。而调适和翻译的过程恰恰提供了修补的空间，让他能够巧妙地迎合本土需求，打破本土局限。这些“裂隙”本身就是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因此，我希望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翻译“vernacular industrialism”所产生的“裂隙”也具有类似的创造性。希望中美两国学术界的沟通和交流能一直持续下去。事实上，保持这样的对话始终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如今的世界。

林郁沁

2023年4月11日

结 论

运化工创新业轻风舞蝶久播齿芬滇蜀赋远游垂暮犹怀四方志

旧道德新文章豪气元龙更教心折人天无遗憾但悲不见九州同

严独鹤敬挽

江蝶舞沉庄子梦    蜀鹤声断梨花天

愚侄江光福敬挽

陈蝶仙逝世于1940年3月24日，享年61岁。题记是《天虚我生纪念专刊》所收缅怀其生平的挽联。a第一条指明了他的化工事业和文学成就，还追忆了他毕生的爱国情怀。第二条则点出他庄子式的声名以及与他同名的蝴蝶牌产品，以为纪念。专刊里较长的悼文详细说明了他在文学和工业领域的成就。其中一篇写道：

［他］发明了擦面牙粉，又创家庭工业社，打倒舶来牙粉，替国家挽回不少的利权。此后又制造其他各种化妆品，造酒，造药，造纸，造汽水果汁，造药沬灭火机，都有相当的成绩。……至于文学方面，他能文，能诗，能填词，能制曲，能写小说。……他的学识是太丰富了！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三教九流，几于无所不知。他并没有读过英文，学过化学，然而和你讲起化学来，滔滔如泻瓶水，比了化学家还要渊博。……有将一切疑难问题去请教他的，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像他那样的启迪后进，不惮烦琐，真能使人感动！（《天虚我生纪念刊》1940，24—25）

这段话赞扬了陈蝶仙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强调他作为一个通才所掌握的知识比专家还要多，以及他如何广泛传播这些知识以激励下一代。这些回忆称颂了他的一生，为他描绘了一幅引人注目的肖像。

根据大家的记述，陈蝶仙始终积极工作直到过世。例如，他晚年还在继续发表“小工艺”方面的知识。1939年他还在一份名字就叫《小工艺》的刊物上发表了《精制实验法》（陈蝶仙1939，2）。这份期刊呼应了陈蝶仙早年发表“小工艺”知识的原则，明确表示其目标是把科学知识当作“常识”来传播，能让顶尖大学的教授和普通读者都沉浸其中，同时又鼓励他们写信给编辑，与期刊互动。陈蝶仙也一直掌控着家庭工业社，直到辞世。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遇到过一些财务上的困难，但不出十年还是重新振作了起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本轰炸了陈蝶仙在上海的工厂，迫使他首次把公司迁往汉口，然后是四川和云南。1938年，60岁的陈蝶仙277回到上海。整座城市在战争期间仍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还是决定回来和生病的妻子在一起（《天虚我生纪念刊》1940，25―26）。两年后的1940年，他因病去世。

悼文和挽联毫不含糊地赞颂了他的一生，但言外之意中还是有不足和失望的蛛丝马迹。一篇题为《哭天虚我生先生》的悼文，记述了他的工厂在抗日战争之初被摧毁的经过。文中指出，直到淞沪会战爆发，他才把晚年的精力投注于创办浙江的“无敌牌蚊香厂”、无锡的“利用造纸厂”，并与项松茂（1880―1932）等志同道合的工业家创办“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天虚我生纪念刊》1940，4）。他在上海的牙粉厂首先遭到轰炸，其余不久也濒临覆灭。悼文作者为这些工厂的损失深感悲痛，因为它们曾长期陷入困境，才刚刚开始兴旺。这样的叙述暗示了即使在战前，陈蝶仙的生意也并非一帆风顺。悼文随后饱含感情地描述了陈蝶仙如何拒绝放弃，哪怕是撤退到内陆：“［在汉口］凭其丰富之经验，采取当地物产，制造日用品。……时汉口又告吃紧，……先生至重庆，……即传习当地工人，使其能自力更生。”（《天虚我生纪念刊》1940，25―26）虽然这段话把陈蝶仙的努力展现为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行为，但我们可以想象：陈蝶仙其实别无选择，早年在上海创办的工厂被毁之后，他只能举步维艰地开设新厂，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他的年谱登在纪念刊开头，由他的孩子整理而成，进一步流露出失望。1939年那一条写道：当他的大儿子听到，年迈的陈蝶仙不无遗憾地提起自己为造纸付出的辛劳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便带头筹集资金开设造纸厂（《天虚我生纪念刊》1940，6）。最后一条接着写他终身嗜酒，而正是酗酒导致了他晚年的病痛 7）。

陈蝶仙在1940年溘然长逝，但家庭工业社从战争中挺了过来。它重新迁回上海，在1949年后焕发新生。公司的注意力重新转向“无敌牙粉”和“蝶霜”的生产，两款产品都增加了产量，尤其是在1951年后。家庭工业社不仅恢复了生产，还扩大了销路，产品远销华北和东北。然而，因为牙膏的发明和传播，牙粉的总体销量一直低于1949年前的最高纪录（上海市统计局1957，136）。而且和其他民营企业一样，家庭工业社没能活过20世纪50年代。1956年，它成了和政府合办的公私合营企业，并迁入“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旧厂房。从那一刻起，家庭工业社便不复存在了（陈小翠，范烟桥，周瘦鹃1982，225―226）。

关于陈蝶仙及其公司的考察即将画上句号，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陈蝶仙推动民间工业主义的深远意义。当然，陈蝶仙所示范的民间工业主义形式，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和家庭工业社的倒闭而告终。此种形式也不能代表民国时期工业、科学活动的全貌。实际上，更多广为人知的事迹一直属于大批行动派―从地方精英到政府以及成长中的职业工程师、科学家和其他相关专家团队―所开发和从事的正规形式的工业与科学。1927年，随着国民政府的崛起，政府对工业建设的投资变得愈发谨小慎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只注重自上而下的工业建设投入，特别是重工业。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越来越倾向于从事重机器工业，而不是轻工业；越来越倾向于从事机械生产，而不是手工生产。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思维也一直在接受化学、物理和其他现代科学领域的正规学科训练。

因此，陈蝶仙那种所谓离经叛道的实践，恰恰更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因为这些实践迫使我们重新检视将它们视为不规范的现行分析范畴。事实上，在20世纪早期，陈蝶仙的实践279是相当常见和普遍的。制造活动获取资源面临巨大障碍，而化学和物理之类的正规知识领域尚未形成体系。陈蝶仙等个人频繁从事的民间工业实践，每每超出政府辖域或正规场所。在这些实践中，有一些会涉及正规工业和科学，尽管有时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玩创活动和商业化的知识工作不见得就是自外于正规工业、科学工作的次要、无用的活动，它们其实可以和高效的工业探索互相兼容。在政府鲜予资助的情况下，陈蝶仙等民间工业主义者掌握并创作出作为“常识”的制造知识，同时模仿国内外的技术和配方，并通过改变现有传统药物的用途，使其适应当地条件。他们仿造外国机器从而实现机械化，在中国轻工业领域（其技术门槛显然相对较低）慢慢站稳脚跟。一旦获得成功，这些工业家往往就会扩大规模。对陈蝶仙来说，这就意味着从试验海边的盐卤到机械化生产碳酸镁并完成产品，最终诞生出一家成功的中国企业，足以参与全球医药市场的竞争。把这些民间实践和正规工业活动掺和起来，陈蝶仙并非孤例。对外国机器进行逆向分析，从而生产出更适合本地的机械化织布机，这便是民国时期上海机械化纺织厂的一贯做法（Yi即出）。

不过，虽然陈蝶仙的某些知识工作和玩创活动确实促进了正规工业的发展，但这些活动同时也承担了其他社会、文化功能，比如塑造人们的品位和划分社会阶层，或是推动本土主义政治讯息的传播。“小工艺”出版物中探讨的化学知识并不总是专门为了实践现代科学或改良制造方案，也会用于中国历史悠久的道教炼丹术。这些知识在闺阁实验中得到运用，彰显出个人的高雅品位，与新兴的量产市场形成对比。通过展示陈蝶仙及其同侪所追求的改造活动和知识生产的多面性，“民间工业主义”这一观念让我们免于以任何形式的目的论将此类实践仅仅解读为“前工业化”。

民间工业的概念还有很多其他用处。它让我们拓展了对可能涉及工业制造的工种的定义。陈蝶仙多方面的成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机会，去理解涉及民间工业主义的一系列劳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智力的、法律的还是商业的、药理的还是制药的。作为一名新知识和新潮流的积极记录者、汇总者和编辑者，陈蝶仙阐明了知识工作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机械复制的语词对于把包括品牌配方在内的生产知识转化为“常识”至关重要。反过来，在工业建设缺少资源、条件又相对恶劣的时候，掌握这种技术知识又为轻型制造业提供了大量低端却重要的切入口。它还把翻译和改造外国技术以迎合本地需求以及本土主义制造业转化成为一种优点，借此让陈蝶仙之类的本土行动派得以挑战全球新兴的所有权和工业产权制度。

另一个相关的角度就是：民间工业主义催生了一种关于工业现代性的更广阔的视野，它所聚焦的不仅是生产，还包括消费和所有权制度。作为牙粉和化妆品等日用品的制造商，陈蝶仙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个案，供我们探索制造、消费和获取物品的新方式如何同时影响正规的工业发展和日常社会。现代制造业产出了大量差相仿佛的工业品，其消费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庞大，都要寂寂无名。与此同时，或许是作为一种回应，机械化生产的兴起在急于为自己和大众消费者之间划清界限的精英阶层中，引发了倾心于手工自制化妆品和盥洗用品的热潮。陈蝶仙借助他的技术指南栏目，鼓励并利用了这批DIY制造者的冲动。所有权方面，新式工业家既促进又颠覆了新兴的工业规范制度。陈蝶仙推动了现代品牌和商标的法律制度化，这对于281形成量产日用品的品牌忠诚度十分关键。与此同时，他又利用并称扬对外国技术的复制实践和优质模仿，以达到壮大民族制造业的目的。

最后，陈蝶仙的民间工业主义提供了一个卓有趣味的、20世纪早期中国的研究个案，借此我们得以理解工业的兴起、全球商业的冲击以及现代科学的调适，如何以复杂的方式形塑现代中国。当帝国主义暴行迫使中国迅速整合成一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并向其展示理解自然世界的全新科学方式，陈蝶仙欣然接受了翻译过来的技术，带着开放的好奇心态和适度的乐观主义开始从事工业活动，尽管打出的是爱国主义旗号。不过，对于科学和工业进步的美好愿景，不单陈蝶仙个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在“一战”之后―开始产生矛盾心理和怀疑情绪。陈蝶仙这位曾经的销售商，注意到了这种不断发酵的状况，于是他行动起来应对焦虑，并试图从中谋利。作为一个本土工业家，他能建成自己的企业王国，靠的是吸收外国技术和工业建设的方法，不过是以明确的反帝名义做这些事的：他试图把中国品牌的盥洗用品展现为“正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弄虚作假的敌货。

或许有人会质疑，陈蝶仙民间工业主义的各个层面，比如DIY观念、亲自动手试验以及策略性的模仿，在很多环境里都可以发现。诚然，这些活动在大部分前工业化的手工艺时代都可以见到。它们刻画了业余发明家如何寻求突破，技术人员如何利用日常材料或组装不同仪器来为自己的实验室增添设备，以及DIY爱好者如何在当今的后工业化世界里塑造反消费主义的身份。其共同特点就是重整既有元素，形成新的组合―通常伴有新的目的或功能。创造力、技巧性和运气，往往是必需的部分―在匮乏的年代里，这些特质可以弥补资源的稀缺。此外，上述实践还有可能成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例如，用回收的废料生产新物品，可以破坏资本主义的利益链。不过，尽管282这些实践貌似无所不在，但在现代中国这个特定背景下考察民间工业主义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实践已经明确和现当代世界的中国制造业形成了紧密关联。

为了说明这些实践和现代中国的明确关联，结尾部分我将就民间工业主义对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时代以及当下的中国可能具有的意义，提出一些思考。虽然把陈蝶仙在民国时代的工作仅仅当作过渡阶段的表征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做法，但民间工业主义的意识形态重要性和物质实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退。以“大跃进”运动为例，最终结果固然是破坏性的，但这仍是一场高度乌托邦式的实验。它由毛泽东发动，热情高涨的各地干部积极推进，为的是深入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提升中国工农业生产力。这场运动以激进的方式开展，试图动员农村人口从事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工业项目，比如灌溉和修筑堤坝。这场工业实验意在继续“不断革命”，防止中国再度出现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显露出的官僚资本主义倾向，并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大跃进”中打着“又红又专”的旗帜，强调以大众化的科学技术为手段，使中国一跃成为工业界领头羊，特别是钢生产方面。为了大炼钢铁，地方上发起运动，号召中国老百姓自己建炉，搜集并熔化铁器，目的是赶超英国的钢产量。该运动被誉为大众科学和地方本土主义活动的优秀典范。最后，“大跃进”在经济、工业和社会各层面的努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土高炉根本无法炼出高质量的钢。迫于政治压力，为了证明对“大跃进”的革命奉献，避免被贴上“右派”或“失败主义”的标签，中国各地的农村干部纷纷夸大粮食产量。而这种夸大反过来也加剧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困难。283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几乎裹足不前，人们只感到筋疲力尽。

虽然一般认为“大跃进”的工业实践在严重损失中结束了，但还是很值得严肃看待这些实践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视其为联通着民国时代的民间工业主义。当然，其中还有相当大的不同点：后一时期的活动是政府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关注重工业而非个体商户从事的轻工业。意识形态取向也大相径庭。在社会主义时期，追逐利益―这在陈蝶仙的事业中处于核心地位，虽然时而犹抱琵琶半遮面―已被认定为贪图享乐的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的核心标志，受到彻底批判。很多西方科学还被更加直露地斥为“资产阶级”，这同样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现象。因此，乍看之下，中国共产党号召的大炼钢铁和陈蝶仙出于兴趣的乌贼实验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

不过，尽管有所不同，“大跃进”所宣扬的很多品德还是和民国时代无不关系，包括自给自足、扎根本土、改造调适以及坚持试验，哪怕它们获得了新的含义。比如，本土化改造和自给自足的相关内容即见于《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那是一篇描述“大跃进”时期湖南中部炼钢情况的报告：

隆回县委副书记谢国同志，在石门搞试验炉，连续二十二次不出铁，但他不灰心，坚持勤学苦练，最后使五座土炉，炉炉流出了铁水。……参加搞试验炉的，有社干部，也有社员，有青年，也有老年，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工人、农民，也有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在开始284搞钢铁生产的时候，许多同志只想搞“大”的、“洋”的，对“小”的、“土”的兴趣不大，有“坐等高炉设备”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一种少慢差费，冷冷清清的办工业的路线。（Yin ［1958］2013，416—417）

土炉运动中，自力更生、坚持改造和试验被鼓吹为美德。在“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这些自给自足的工业主义愿景，和不断试验终获成功的象征性叙述一样，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引发了像“大跃进”这样激进的运动。革命性的工业活动被贴上本土主义取向的标签，超出精英化或专业化讨论范围的群众性土炉试验被歌颂为群众路线的一部分。

可以说，更具有启示性的是对比陈蝶仙的民间工业主义与近年来帮助中国突飞猛进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每每和“山寨”观念联系起来的工业实践。“山寨”一词通常翻译成“knockoff”（廉价仿制品），甚至“local imitation”（本地仿冒品），但它本来是一个文学词语，浪漫化地指称山间要塞，里面住着目无王法、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这个词的浪漫想象，其实已被用于形容地下工厂的制造文化―它们位于一些制造业中心，像草莽英雄一样输出品牌产品的仿冒品。这些产品并不被视作剽窃或假货，而是廉价版的名牌货，具有多样性或可替代性的特点。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已经成为一股全球经济力量——既是世界工厂又是广阔的市场，不断加深的市场经济释放出巨大能量以及对此类仿制品的企业化生产。相对小型的中国制造商尝试改造更贵的品牌商品，为的是给品牌仿制品增加功能，而不用遵守代价巨大的法规或支付增值税（Gerth 2010, 154）。手机、MP3播放器和电脑都是典型的“山寨”对象，食品、时尚饰品、飞机285零件乃至游乐场，也都差不多（Lin 2011, 3）。出现在深圳电子市场的“山寨”产品，更是超出单纯的工业，进入到美学领域：有新式的艺术品，并显示出该领域的创造性，包括大规模生产“现成的”、手绘的名画仿制品，并开始定制化的仿制（ Wong 2014 ）。

当然，有些造假行为确实引发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药品和食品领域。然而，我们或许应当注意―就像冯客（Frank Dik.tter）早先提出的，成熟的假货市场出现时，同样成熟而精明的大批顾客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市场中游刃有余。由于工厂的工人开始具备更高水平的消费能力，他们对“山寨”货的需求越来越旺―其中很多就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而比起更加昂贵的国际知名品牌，有大批消费者更钟情于此（Lin 2011, 18―20）。此外，有一些底层基础支持仿冒市场，这是相当系统化和全球化的，而这一基础深深植根于当地网络和购物文化（Lin 2011, 35―56）。从纽约的坚尼街（Canal Street）一直到吉隆坡的茨厂街（Petaling Street），消费者们对假货市场熟门熟路。他们知道哪些购物中心、商场、街巷和百货公司出售假货，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质量更好的假货或质量较差的商品。2005年，我去过一家专卖“仿制”眼镜架的大型购物中心，看到层层叠叠的镜架被分成“——等品”“二等品”和“三等品”。这种划分显然出于价格和质量的考量，也关系到镜架模仿“正品”普拉达（Prada）或古驰（Gucci）眼镜“外观”的逼真程度。正如冯客所指出的，在20世纪早期，廉价的假货让那些因为无力负担而根本不买名牌商品的人，对名牌产生了“渴望”，甚至为“正宗”的名牌向更广大的潜在消费群体打了广告。

还可以从生产的角度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围绕“山寨”出现了一种另类话语，给“山寨”打上了一层越来越积极乃至美好的光彩。例如，有新闻记者盛赞“山寨”制造文化，把所在的城市比作硅谷（Silicon Valley），还把当地鼓吹为技术“天堂”（Whitwell 2014; Rivers 2018）。“山寨”实践287和对新式创客运动的歌颂越来越紧密联系。英特尔（Intel）等国际企业就为中国南方的创客项目直接提供支持。这些发展和助力的灵感，来自一种更为庞大的关于创客文化的话语，它常常被渲染成一幅浪漫的画面，里面有车库发明家b、时尚孵化器，以及随着硅谷之类的技术生态系统的兴起而初创的公司。

学者们也开始对“山寨”提出积极评价，尽管还是从批判的角度切入。有些学者采用“科学兼技术”的视角，把“山寨”描述成结合了DIY精神、带有模仿和协作实践的设计制造活动。他们展示了一些公司如何利用所在城市的“山寨”生态和自由流动的资源，把自身建设成创造性的、混杂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参见Stevens 2018）。有一位学者认为，仿冒团体―尤其是“山寨”生产者―有可能导致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更替。还有人注意到，创客群体通过自由获取资源和知识，开展技术性的生产实验和创新设计（参见Lindtner, Greenspan, and Li 2014）。他们指出：作为此类创客运动的成员，开放硬件资源的拥护者声称正在创造新的空间，而其中的创造性仰赖资源的重复利用和聪明才智。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制造未来”（future of making），有可能动摇关于工业生产和288技术创新的全球（即西方）叙述（Lindtner 2015, 856―858）。有些学者（比如Lindtner, Bardzell, and Bardzell 2016）甚至认为，创客文化―包括但不限于“山寨”实践，可以成为一种“预期性设计”（anticipatory design）方法的基础，旨在探索新技术对于引导社会公平可能发挥的民主作用。这一方法的倡导者似乎想从方方面面再现乌托邦式的“技术解决主义”（technosolutionism），a他们认为该思想植根于“山寨”实践，并与创客运动相关联，作为一种路径可以通向更加公正、更加持续的制造技术实践。

这些“科学兼技术”及人类学的研究是很有裨益的，尤其因为其中探究了认识论（在这个全新的世界如何理解技术）和道德准则（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中如何表现）是怎样的密不可分。这些实践因而连起了条条通路，让手头的资源或资本不尽如人意或付阙如的创客们也能在全球经济中占得一席之地，甚至动摇固有的资本链。然而，最近出现了一种忧虑，认为有必要对于过度支持创客文化保持警惕，而更乐观的描述，或许也忽略了工业区和偏向中产阶层的孵化中心里，持续存在着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方面的不平等。

对陈蝶仙的民间工业主义和当代“山寨”制造业加以比较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这种当代现象的影响同时在学术界和新闻界继续接受评估。把两者联系起来，并不是要在20世纪初陈蝶仙的民间工业主义和21世纪的“山寨”之间划一条连续或笔直的因果线。确切地说，将二者放到一起考量可以提醒当代观察者：策略性的模仿、手工试验、技术知识的“开源”（open-source）、拼接和渐进式的改良以再造技术等“山寨”实践，并非总是绑定当代资本的利益以及转型社会理想本身。这样一种历史观或许有助于缓和针对当代“山寨”意义的某些过激评价―无论是听起来极度可怕的警告，将“山寨”视同阻碍所有创新活动的仿冒，还是天真地歌颂创客运动的解放性本质。

此外，考虑到这两个时期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动手试验、仿制、改良和重新组装等实践活动，以怎样的方式又出于怎样的原因，逐渐与现代中国如此密不可分，以及这些活动为什么在全球话语中逐渐被视作“绿林好汉行为”―无论是以贬损还是浪漫的方式。民国时代的民间工业主义和当代的“山寨”制造业互有重叠，因为它们分别出现在中国两度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时刻。不过，位于20世纪两端的这两个时刻存在本质差异，反映出的是某些变化多端的政治意涵，这些政治意涵不仅存在于制造文化背后，也存在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歧背后，以及两个时代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背后。在前一个时段，初生的中华民国还在对抗帝国主义无休止的政治经济压力，却因内战和政治分裂而离析分崩。虽然处在这种不合宜的环境中，陈蝶仙等民间工业家仍能适应随着化学和物理在全球发展而兴起的新式工业制造活动，并引发了爱国、反帝的“国货运动”，其“绿林好汉”实践抱着必须取代进口商品的目的。民国时期的民间工业主义与本土主义运动相结合，洋溢着强烈的反帝情绪，而当时的中央政府无所作为。与此同时，这些爱国主义行为也不总是单纯的爱国，就像我们在陈蝶仙身上看到的，还带有明确的市场目的，因而可以为巨大的影响力和财富奠定基础。

当代则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样态的中国及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如今正值一个大国急于重返全球市场，而且已经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有时候，通过产品打入的市场遍及全球，使得它可以改变国内经济与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联结。而其他时候，政府会按照自己的计划支持创客活动。不过，这些实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都可以生发出很多思考。20世纪早期的中国民间工业主义和今天的“山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那些习以为常的叙述和标准的理解方式―关于所有权、创新以及到底是什么构成了工业活动和工业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始终保持批判性的视角，借以理解过去和现代的世界。

END

感谢光启书局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魏晓婷

阅读推荐

有件大事，微信算法改版了！

亲们要是不给海螺加星标，

可能就听不到海螺的呼唤了。

所以，拜托一定要给“海螺Caracoles”

加星标，加星标，加星标！

然后，多点在看多点赞多分享，

不然我们就要失去彼此了。

感谢大家支持！